辛丰年:人间处处有音乐

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3-04-14 21:40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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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丰年

原名严格,1923年生,江苏南通人。1945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,1976年退休。1980年代以来,为《读书》、《音乐爱好者》、《万象》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。著有《乐迷闲话》、《如是我闻》、《处处有音乐》等。

   本报记者李怀宇

2013年3月26日,老乐迷辛丰年在南通去世,享年91岁。去世前一天,小儿子放了《蔷薇处处开》等几首歌给他听,他像初次听到一般,欢喜赞叹:“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。”

辛丰年生于1923年,1980年代重新开始写作,为《读书》、《音乐爱好者》、《万象》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,驰誉书林乐界,曾结集出版《如是我闻》、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、《乐迷乐话》等。其文其书,成为诸多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。

梦想“公园里都放贝多芬”

辛丰年原名严格,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,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,“对于祖先,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”(严锋《辛丰年其人》)。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,家庭教师中有名教授王蘧常先生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辛丰年在家自学,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《月光曲》的故事,从此迷上音乐。

辛丰年回忆:“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。看了《月光曲》的故事,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。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,有一课是讲《月光曲》的故事,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,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。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、精力花在音乐上了。当然也是一种享受。同时,也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,音乐是没有用处的。我只是一个乐迷,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,或者当一个演奏家,那就有用了。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。这也是很惭愧的。”

许多年以后,很多人读了辛丰年的《乐迷闲话》而慢慢喜欢上音乐。辛丰年却说:“我懂的很有限,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,认真地学,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。音乐这东西,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,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,这是很糟糕的。所以我对这种时尚也是很失望。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,社会上人的兴趣都提高了,这是很让人愉快的。现在完全怀疑了,不可能有这种事情,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的利润了。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。”

辛丰年当年的梦想是:“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,公共场所、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,这多好啊!”而在晚年,他说:“现在我就想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就变成噪音了。想不到,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。”

1945年4月,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,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,以示脱胎换骨之意。辛丰年的眼睛高度近视,几乎没有拿过枪,在军中主要从事文化工作。1949年参加渡江,后随部队到达福建,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,他回忆:“一开始我当个助理员,就是所谓干事,最后就是当了个小官—副科长。没有什么意思,幸亏没有当大的官,大的官在‘文革’当中打击会大一点。大官要管的事情就多,就肯定要犯错误。”

1970年,辛丰年被打成反革命,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。他在部队里自学过俄语,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,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。苏联电影剧本中就有一部《夏伯阳》,有空时,辛丰年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儿子严锋听。严锋很感兴趣,要父亲把它翻译出来,辛丰年便将这个不太深奥的电影文学剧本翻译出来给儿子。

在部队时,辛丰年也迷音乐,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。他说:“这是‘封资修’中的‘修’,但是在19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,进口好多唱片,我去买了好多,主要是苏联、东欧的,很贵,但是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,所以买得起,也不能公开地听。上班不能听,下了班回到宿舍里,周围都是同事,也不能大听。后来‘文革’中还算这个账,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,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。但是,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,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,放在行李里,带到乡下去。唱机也带去了,但是到了乡下,也没有可能放。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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